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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性精神與高邁境界 ——蘇軾《定風波》的審美解讀 定風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 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詞。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厥紫騺硎捝�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此詞作于蘇軾謫居黃州的第三年，即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黃州時期是蘇軾創(chuàng)作中的一個高峰時期。黃州四年之中，他寫出了不少著名的作品，散文如前、后《赤壁賦》，詩如《寒食雨二首》，詞如《念奴嬌·赤壁懷古》等。課本所選的《定風波》和《臨江仙》也都是其黃州時期創(chuàng)作的名篇。對這首詞的解讀，主要從三個方面展開： 一、蘇軾的詩性精神與蘇詞的境界創(chuàng)造 二、通達超曠之美：對《定風波》的文本細讀 三、烏臺詩案與黃州謫居：蘇軾詩性人格的錘煉與養(yǎng)成一、蘇軾的詩性精神與蘇詞的境界創(chuàng)造王國維《人間詞話》：“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詞自所以獨絕者在此。” 蘇詞境界之高，向為詞家欽服。 在詞史上，上述二類題材及其精神境界，除范仲淹《漁家傲》等極個別作品外，可以說是從未有過的，它使宋詞展現出全新的面貌。主要就是從這樣一個高度，文學史家說這些作品雄視百代，影響深遠，是詞史上的一座豐碑。 胡寅《題酒邊詞》中說：“及眉山蘇軾，一洗綺羅香澤之態(tài)，擺脫綢繆婉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 宋人王灼在《碧雞漫志》中說，詞到了蘇軾，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可謂目光如炬！ 蘇詞之境界創(chuàng)新中交融著蘇子的詩性精神： 所謂“詩性”即指人的詩意情懷。杜勃羅留波夫（俄國文學評論家）說過，“每一個人靈魂里都會有詩的感情” （參見《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1卷第428頁） 。這種詩意情懷是人之性靈中最柔軟、溫馨、純真、美好的精神品質。這種精神品質當由高貴的人文精神與高雅的審美情趣構成。前者主要包含良善、純真、堅毅、樂觀、自由和美；后者則含蘊著優(yōu)雅的趣味、寧靜的心態(tài)、浪漫的情懷以及好奇心、想象力等元素。 這種詩性精神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詩意安居的精神品質；其二是閃爍著詩性光輝的生命智慧，亦即詩性智慧。關于“詩意安居”： “詩意安居”的精神追求能夠為人的現實生存提供超越意義。 陶淵明《飲酒》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這是從世俗社會中超越而出的詩性生活的經典表現。 歸園田居五首（其一）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馀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馀閑。 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歸園田居五首（其二）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 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 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 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 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歸園田居五首（其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 荷爾德林（德國抒情詩人）： “如果人生純屬辛勞，人就會/仰天而問：難道我/所求太多以至無法生存？是的。只要良善/和純真尚與人心為伴，他就會欣喜地拿神性/來度測自己。神莫測而不可知？/神湛若青天？我寧愿相信后者。/這是人的尺規(guī)。/人充滿勞績，但還/詩意地安居于這塊大地之上。我真想證明，/就連燦爛的星空也不比人純潔，/人被稱作神明的形象。……” （轉引自海德格爾著、郜元寶譯《人，詩意地安居》第93頁，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穿林打葉聲”，指風雨吹打著樹林樹葉沙沙作響的聲音，形象生動地寫出風之疾雨之驟及其給人帶來的蕭瑟之感。一“穿”一“打”，是很有力量感的動詞，見出風雨之大。 蘇軾之在大風大雨中吟嘯徐行的精神氣韻，與謝安頗有神似處。在我看來，以灑脫浪漫笑對人生風雨政治風浪的審美姿態(tài)，應是中國傳統士大夫血脈相通的詩性精神的生動表征；這與陶淵明曾“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歸去來兮辭》）異曲同工，正是詩意棲居的充分體現。 “竹杖芒鞋輕勝馬”，進一步展開，寫自己在風雨中體悟到的超曠樂觀的心理感受。 竹杖芒鞋，頗有一份野趣，透露出老蘇擺脫官場羈絆、無拘無束的個性。 “輕”字頗耐咀嚼。輕者，輕便也，輕快也，輕巧也，輕松也。 詞人之化辛苦為輕松，化艱難為寫意，正是其超曠人格的寫照。 學界關于“一蓑煙雨任平生”句的不同解讀：其一，胡云翼《宋詞選》解曰：披著蓑衣在風雨里過一輩子，也處之泰然。（這表示能夠頂得住辛苦的生活。）葉嘉瑩的解釋與其相似：我不怕外邊這一切風雨的變化，我是準備著“一蓑煙雨任平生”的，準備沖冒著風雨過我這一生。（葉嘉瑩《唐宋詞十七講》P282—283，岳麓書社1989年版。） 其二，陳長明解曰：這一句有歸隱的含義。煙雨……乃是指江湖上煙波浩渺、風片雨絲的景象，蘇軾是想著退隱江湖。……他稱賞張志和《漁歌子》詞中的“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江湖上的“斜風細雨”既令他如此的向往，路上遭遇的幾點雨自然就不覺得什么了。（見《唐宋詞鑒賞辭典·唐五代北宋》P646-647，上海辭書出版社1988年版。） 其三，彭玉平解曰：竹杖芒鞋，煙雨平生，不以為苦，反以為樂，顯然內中浸潤了一種暫離宦海后的輕松自得之情。與官場中爾虞我詐的黑暗現實相比，這種竹杖芒鞋的裝束雖不免于清苦甚至寒傖，這場一蓑煙雨雖也讓人措手不及甚至有染疾的可能，但在一個自由的天空下，呼吸著自由的空氣，擁有著久違的心境，那么 這一點自然的侵擾也就變得微不足道了。（《唐宋名家詞導讀新編》P198，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還有一種理解似乎更為妥帖：我平生已經歷了許許多多風雨，早就習以為常、處之泰然了，所以眼前的風雨對我來說，沒有什么了不起的。這是因為飽經風雨而養(yǎng)成的一種智慧，一種淡定。 蘇軾謫居黃州時已有四十五歲，早過了不惑之年，已經歷了多年宦海風波和人生挫辱，經驗告訴他，人生之途難免風雨，關鍵是如何面對。而蘇軾的學問世界中融貫了儒釋道的生命智慧（此一問題容后詳論之），養(yǎng)成了堅毅、樂觀、曠達、超逸的人格精神，因而，他能以順處逆，以理化情，當風雨襲來之時，他都坦然面對，顯得那么豁達，那么灑脫�？梢�“一蓑煙雨任平生”一句不僅是上闋詞的點睛之處，也是蘇軾飽經滄桑而體悟到的一種人生境界的生動寫照。 明確： “料峭春風“三句：明面上是寫自然界天氣變化之快，剛剛還在春寒料峭中被風吹雨打，令人感到冷瑟瑟的，突然之間又風停雨住，出來了太陽。但實際上又是以象征性的表現方式抒寫自己以順處逆的詩性智慧：人生旅程就像自然界一樣時雨時晴，變化莫測，關鍵是在風雨來襲的時候要挺得住，在風雨中要樂觀地堅定地向前走，要相信，風雨只是暫時的，走出風雨，就能走進陽光地帶。這也許就是詞人“一蓑煙雨任平生”而養(yǎng)成的經驗和睿智。 對這三句，陳長明先生解讀如下：天已放晴了，回顧來程中所經風雨，自有一番感觸。自然界陰晴圓缺的循環(huán)，早已貫見，毋用懷疑；宦途中風雨的襲來，卻很難料定何時能有轉圜，必定有雨過天青的遭際嗎？既然如此，則如黃庭堅所說的“病人多夢醫(yī)，囚人多夢赦”（《謫居黔南十首》），遭受風吹雨打的人那是要忘晴的吧，蘇軾于此想得更深，他說無風雨最好。無風雨，則盼晴、喜晴的心事也不需要有了，這便是“也無風雨也無晴”的真諦。如何得到政治上“也無風雨也無晴”的境界？是“歸去”！這個詞匯從陶淵明的“歸去來兮”取來，照應上文“一蓑煙雨任平生”。在江湖上，即使是煙雨迷蒙，也比宦途的風雨好多了。 ——《唐宋詞鑒賞辭典》中《唐·五代·北宋》卷P647，上海辭書出版社1988年彭玉平教授亦作如是解，他說： 只有歸隱，才能徹底擺脫政治上的風風雨雨，就像自然界一旦沒有了風雨，則自然就無需祈盼晴天一樣。政治上一旦超越了是非，自然也就無所謂的極歡和失意的巨痛了。 ——《唐宋名家詞導讀新編》 P198，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我們的理解： “歸去”，不僅僅是“歸隱”而已，其深層結構應該是指回到生命本真本然的狀態(tài)中，因而也就是最自在、最自然、自平常的理想境界中去——實際也是對精神家園的一種回歸。 這理想的境界就是“也無風雨也無晴”——在經歷了風雨，也消受了晴陽之后，一切都看開了，一切都放下了，從此以后，風雨也好，晴天也好，我都無所謂了。我不會為風雨襲來而悲愁，也不會為晴天到來而激動高興。這實際上是一種大平常、大自在、大超越的生命境界。這一境界既有老莊齊物我、一死生，以超越的態(tài)度看待人生悲歡離合、是是非非的的哲學精神的陶冶，更浸潤著禪宗對境無心、無住為本，以任運自在的態(tài)度對待宇宙人生的思想智慧。它生動表征著四十五歲的蘇東坡在黃州謫居時期確乎已經證得了不惑之智，其人格生命中不僅通儒，而且已經通佛、通道，達到了一種高度圓融的境界。 這表明，蘇軾之所以能在宦海生涯中經得起那么多的苦難，那么多的風吹雨打，就是因為他那本就爽朗健旺的人格生命中還內蘊著深邃的詩性智慧。 《站在新世紀的門檻上：對當代詩詞的回顧與展望》：詩人作家應該培養(yǎng)起自己的超越性的人文精神。這樣的人文精神，既來自寬廣的胸懷、高尚的人格、正確的價值觀與豐厚的審美經驗，又來自深厚的學識與對社會人生的澄明洞察。詩人作家一旦擁有這樣的主體精神，就能在創(chuàng)作中登上一個思想的高地……人之品格高者，出筆必清雅；人之性情豪邁者，行文必雄健。古人說，有天空海闊之懷，方能道曠達之句；……詩人作家也是普通大眾之一員，也難免有油鹽醬醋、鍋碗瓢盆的平凡與煩惱，不可能羽化登仙，飄然出塵。 但詩人之為詩人，當有詩人之不同一般人處，這就是真詩人雖在平凡之中生活，卻必有超凡的胸襟與出俗的精神。陶淵明有此精神，故"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從而寫出一首首平淡之極卻又醇厚之極的動人詩篇。古往今來的大詩人都像陶淵明這樣擁有著超越性的詩性精神。詩性的精神加上深厚的學識，能夠使詩人養(yǎng)成晶瑩而銳敏的藝術感受力，或者說賦予詩人一雙與眾不同的善于發(fā)現"美"的眼睛。真正的詩人雖身處凡俗生活之中，其心卻常逍遙乎凡俗生活之外，因而，他們能用詩意的目光，從普通中看到奇特，于平凡中發(fā)現非凡。 蘇軾之所以能夠創(chuàng)作出這樣的“高風絕塵”的生命華章，離不開他那深厚無比的詩性精神。那么，蘇軾為什么會錘煉出這樣一種詩性人格呢？或者說，蘇軾的高逸超曠的詩性精神是怎樣形成的呢？ 蘇軾的人格世界是極為豐富的，在其詩性精神之外，還有著富有道德理想與政治抱負，正道直行的傳統士大夫的人文精神。因為蘇軾從小研讀經史，服膺儒學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奮厲有當世志”（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樂觀進取，積極用世。 他的一生中，對國家的政治事務，不管其見解是否正確，總是敢于堅持自己的意見，“盡言無隱”（《杭州召還乞郡狀》），“不顧身害”（宋孝宗《御制文集序》），直言敢諫，議論不隨，不肯做圓滑的官僚，不盲從，不徇私，始終保持黑白分明、表里如一的精神。 在地方官任上，他也始終關心民間疾苦，努力興利除弊。作為一個富于社會責任感的士大夫，他具有堅定執(zhí)著的品格。在北宋中期多年的政治斗爭和權力傾軋中，蘇軾卓然自立，耿直敢言。他的侍妾朝云說他“一肚皮不合時宜”（費袞《梁溪漫志》），無論舊黨還是新黨上臺，他都不討好。但正是在這里，反映出他的為人品格的一個基本方面。但這種正道直行的入世追求，因為“烏臺詩案”死里逃生的慘痛經歷以及緊隨而來謫居黃州的生活，而有所調整。 王安石變法與“烏臺詩案” 王安石變法是北宋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蘇軾與歐陽修一樣，對政治改革取比較溫和的態(tài)度，所謂“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辯試館職策問札子》），表明他希望改革在不引起劇烈變動的條件下施行，并主要通過社會各階層的自覺努力調整與道德完善來改變社會的衰敗。因此，當王安石推行新法，從變更政治、經濟制度入手實行改革時，他便與歐陽修等一大批文人一起站在反對新法的立場上，而卷入上層政治沖突。在王安石執(zhí)政期間，蘇軾主動要求外放，先通判杭州，后又做過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知州。 熙寧九年（1076）王安石罷相，實際上已經表明新法因其自身缺陷和外部阻力而失敗。而反對與贊成新法之爭，此后更多地與統治階層中的權力之爭聯系起來。在新法的推行過程中，由于官僚制度的腐朽和官員素質低劣等原因，曾產生了某些副作用。 蘇軾與王安石的政見不同，因之他沒有看到新法好的一面，而只看到新法施行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流弊，就以詩歌作為武器，尖銳地揭露了一些不良現象。蘇軾在當時文名很大，這種詩歌流布四方，就成了守舊派反對新法的最有力的宣傳品。在王安石當政的時期，這位杰出的政治家始終沒有因為蘇軾諷刺新法而對他進行過打擊報復，但在王安石離職以后，變法派中的新進人物御史李定、舒亶（讀為但）、何正臣等就群起陷害蘇軾。元豐二年（1079）七月，當他移知湖州時，即以訕謗新政的罪名被逮至京，關在御史臺的監(jiān)獄里，這一起文字獄，就是著名的“烏臺詩案”。 蘇軾在牢房中受盡苦楚，自度必死，曾寫下《獄中寄子由》這種近于遺書的作品，結二句云：“百歲神游定何處，桐鄉(xiāng)知葬浙江西”，慨嘆凄婉已有安排后事之意。神宗皇帝對蘇軾本無惡感，一些元老重臣又紛紛上書營救，已經退隱的王安石也出面說：“豈有圣世而殺才士者乎？”結果終于獲得從輕發(fā)落，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事詳周紫芝《詩讞》及朋九萬《東坡烏臺詩案》）。蘇軾于元豐三年（1080）二月到達黃州。蘇軾在黃州的起居寓所是臨皋（在黃州以南毗鄰長江處），他又在黃州城東一塊叫東坡的荒地上耕種自給，并修筑了一個叫雪堂的簡陋之所，從此他就自號為東坡居士。 黃州謫居的精神淬煉：蘇軾謫居黃州時已有四十五歲，早過了不惑之年，不惑之年必有不惑之智。許多蘇軾研究專家認為，蘇軾真正讀佛書識佛理，將儒釋道三家思想兼容一體是從黃州時期開始的。具體而言，他是以儒為本，旁參佛老，淬礪磨煉自己的精神人格。 就儒而言，他秉承了先秦儒家的人文血脈，志于道，依于仁，既有奮厲進取、致君堯舜的兼濟之志，又有安貧樂道、以樂處窮的堅毅精神，并將其化為自己生命精神的主旋律。 就道而言，他既吸收了道家任真適性的思想，追求天真淳厚的自然本性和不為物役不為世俗利害所羈絆所污染的清凈境界，又吸取了道家齊物忘我的思想智慧，養(yǎng)成心游物外、安時處順的超然達觀的內在精神，這使他能清醒地面對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做到寵辱不驚，泰然處之。 就佛而言，他既養(yǎng)成了佛家的慈悲心，又吸取了隨緣任運的禪宗智慧，求虛靜，破執(zhí)著，了達無礙，順乎自然。實際上，三家思想互有相通之處，如佛家之慈悲與儒家之仁愛，佛家與道家皆鄙棄功名，追求靜達以得大自在等思想，很難截然分開。而且蘇軾在吸收和表現這些思想智慧時，也往往融會在一起。 如《前赤壁賦》中的一段精彩的議論： 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 “逝者如斯”，語出《論語·子罕》 “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等語， 語出《莊子·內篇·徳充符》云：“自其易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僧肇《物不遷論》云：“不遷，故雖往而常靜，不住，故雖靜而常往。”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三曾指出：“東坡水月之喻，蓋自《肇論》得之，所謂不遷義也。” 儒釋道三家，孔子立足于現實人生，看到事物變動不居的一面；僧肇注重的是變動形式下的常靜常往；而莊子則看既看到事物之異也發(fā)見其同，是取其中道。而蘇軾乃取三家思想資料，以“變”與“不變”、物我無盡的道理完成自己對人生的妙悟，以傾向于常住不盡而獲得一種快樂的人生觀，而解脫了孔子的無奈。WRH紅軟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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